2011-11-25

貿易自由化對女性就業影響

若以兩性受教機會落差、就業機會落差與性別薪資落差作為性別平等與否的簡要定義,則眾多研究顯示,性別平等與長期或短期的經濟成長皆有高度正向關聯,原因包括:(1)經濟成長可提高一般家庭女性孩童受教育的機會;(2)過去的經濟成長通常帶來更多的工作機會,有助受教育機會增加的女性參與勞動市場;(3)當女性相較男性更欠缺受教育、獲得工作、專業認同與職能提升的機會時,結果會限制一國的經濟產出(UNESCAP, 2007;Klasen and Lamanna, 2009);(4)當女性獲取較平等的薪資與受教育機會後,通常也就能獲取較多的家計支出權限;而相較男性,女性更願意將資源配置在公共資源(例如健保與公衛)以及投資在孩童(國家未來的人力資源)的教育、健康與營養上(Hoddindot & Haddad, 1995;Quisumbing, 2003;USAID, 2007;M. Ramjoué, 2010)。

另一方面,貿易自由化與性別平等的關聯則會隨一個國家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、其在全球化經濟體系裡佔有的地位與扮演的角色,以及會因人們不同的背景條件(教育、職能&家庭規模)與不同社群角色(產值/消費貢獻、城市或鄉村居民、經濟地位、社會地位)而有所不同。簡而之,貿易政策對女性就業的影響取決於不同性別在一經濟體系(小至一個家計單位,大至一國、區域或是全球經濟體系)中的勞動分工。

對於以出口驅動經濟成長的出口型經濟體(包括台灣)而言,貿易自由化有助這些經濟體女性大量參與出口部門的生產擴張,因此會增加女性的就業機會與生活條件(Busse and Spielman, 2006;Seguino, 2000;Mitra-Kahn and Mitra-Kahn, 2009);但長期而言,貿易自由化也會促發這些經濟體產業結構轉型,造成的結構型失業或低度就業現象,其中受衝擊最大的群體之一便是女性低技術勞動力(Korinek, 2005;Randriamaro, 2006)。因此,對出口導向的發展型經濟體而言,在經濟轉型升級階段,較好的貿易競爭策略不再是繼續運用性別薪資差異,而是必須改將資源投資在增加員工生產效率或提高生產技術水準,亦即讓國家的出口確實朝價值鏈獲利更高的方向移動,才能有效提高後續的經濟競爭力。此時,對女性提供更平等的人力資本(包括教育、職訓等)投資機會,將有助於一國人力資源的升級,也將有助一國長期的經濟成長與貿易擴張。

台灣是出口導向經濟體,數十年來貿易依存度都在70%以上,2004年以後,貿易依存度更幾乎年年超過100%,此顯見長期以來,我國經濟成長依賴國際貿易的程度極高。隨著貿易自由化歷程開始,我國女性就業人數也開始不斷推升,經由統計上之相關性檢定,在顯著水準1%情形下,1979至2010年這段時期內,我國貿易依存度變動與國內整體女性就業變動、工業及服務業女性就業變動、工業女性就業變動,以及製造業女性就業變動之間,皆呈現顯著正相關,且相關係數位於0.4至0.9區間範圍。亦即這段時期,當我國貿易依存度愈高,女性就業人數的確也會爬升。

雖然我國女性職業分佈變遷與貿易依存度變化並無顯著相關性。但根據國內學者研究,貿易自由化的確帶動市場競爭與台灣產業結構變動,進而降低勞動市場對女性薪資歧視,縮小性別薪資差異(徐美、陳明郎,2006;辛炳隆,2008)。因此,由就業人數、行業分佈,以及性別薪資差異等面向觀之,我國過去的貿易自由化政策的確有助於我國女性就業。

然而,數據也顯示,我國女性在近30年就業的行業分佈有明顯變遷。1982年我國女性就業者有57.17%集中於製造業;2010年我國女性就業者則有70.34%集中於服務業。由於傳統上討論貿易自由化多是針對工業/製造業進行探討,貿易自由化對服務業型經濟體之經濟發展,以及對台灣女性就業集中於服務業之現況今後影響為何,又將是一個新的議題。但此課題仍將回到本文前述所言,出口導向經濟體在經濟轉型升級階段,除就業機會外,對女性提供更平等的人力資本投資機會,將有助於一國長期的經濟成長與貿易擴張。另一方面,許多先進經濟體政策經驗顯示,在國家基礎法令(憲法;勞動、教育、社福相關專法)中落實性別平等意識,可為貿易自由化對女性就業影響之安全閥。此皆值得我國予以參考借鑒。

資料來源: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二所分析師 李盈嬌

沒有留言:

張貼留言